北京同仁堂品牌故事：340多年的金字招牌

“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是醫藥行業的古訓，意思是做藥的過程無人了解，但其動機好壞，上天自會知曉。修，指對未加工藥材的炮制；合，指對藥材的取舍、搭配、組合。修合就是指中藥的采集、加工、配制過程，它涉及藥材的產地、成色、質量、加工等因素，直接影響中藥的療效。據傳這句話最早即是由同仁堂提出的。

北京同仁堂是中醫藥行業的老字號，至今已有三百四十余年的歷史。在這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幾經改朝換代，同仁堂幾度興衰，歷盡滄桑，金字招牌始終屹立不倒,從未失去在中國中醫藥界最強勢品牌的地位。金字招牌背后，蘊含的是其獨特的經營理念和對古訓的執著堅守。歷代同仁堂人始終恪守“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的古訓，以同仁濟世為宗旨，樹立“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識，鑄就了同仁堂“配方獨特、選料上乘、工藝精湛、療效顯著”的產品特色。

創業：養生濟世

坐落于前門外大柵欄的同仁堂藥店，為樂家首創。樂氏家族原籍浙江省寧波府慈水鎮，明永樂年間移居北京，以串鈴走方行醫為業。清初康熙年間，四世祖樂尊育（1630一1688年）做了朝廷太醫院的吏目，積累了一些產業，開始坐堂行醫。樂尊育廣讀方書典籍，致力于方藥研究制作。他制售的丸藥取材純正地道、加工精細嚴謹，患者用后療效顯著。樂尊育把行醫賣藥作為一種養生濟世、效力社會的最高追求。他常對其子說：“可以養生、可以濟世者，惟醫藥為最。”由于具備了這樣的學識、經驗和條件，樂尊育于1669年（康熙八年）創辦同仁堂藥室。堂名“同仁”是樂尊育親自擬定的，他解釋說：“‘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愛其公而雅。”一開始就確定了同仁堂今后要“濟世養生”、“誠實無欺”、“貨真價實”等行為規范。

樂家五世祖樂梧岡(1661—1742年)因鄉試落第，秉承先人遺志，于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在前門外大柵欄路南正式開設同仁堂藥鋪。同仁堂藥鋪是個前店后坊、自產自銷的藥店，作坊就設在離大柵欄不遠的打磨廠西南的新開路邊，當時同仁堂樂氏住宅也在這里。

樂梧岡幼承家學，精通醫藥，在同仁堂藥鋪創業伊始，刻意精求丸散膏丹及各類劑型配方，于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分門匯集成書，名為《樂氏世代祖傳丸散膏丹下料配方簿》。該書收載宮廷秘方、古方、家傳秘方、歷代驗方362首，并在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家訓“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為同仁堂制作藥品建立起嚴格的選方、用藥、配比及工藝規范。為了方便醫家和士商選購藥品，樂梧岡還印制了《同仁堂藥目》一冊，遍傳京城，一時病家、商客云集。

資金：預領官銀

同仁堂創辦不久，配售藥品療效顯著，聲譽與日俱增，博得了朝廷賞識。1723年（雍正初年），同仁堂開始供奉御藥房，獨辦官藥直至清末近二百年，期間未被更換。由于承辦官藥，使同仁堂在同業間取得了官商一體、財勢兩旺的壟斷地位。

清代宮廷用藥統一由御藥房供應和管理。根據御藥的制度要求，同仁堂承辦官藥需要有專人司職其事。這個承辦人，必須由同仁堂鋪東等人具結保薦，經過御藥房審查同意，上報內務府批準之后，才能擔任。由于這個職務可以出入宮禁，又是進奉藥物，出不得半點差錯，所選之人必須非常可靠，這就要求擇人十分謹慎，審查也相當嚴格。最初，同仁堂的官藥承辦人，自然是由樂姓擔任。

同仁堂由于供奉御藥房，所以享受了一定的封建特權，其中最重要的是預領官銀和增調藥價。

預領官銀，就是“先領銀、后交藥”。當然預領官銀后必須交辦官用藥料，但是由墊款支付變成官助擴大資金，對同仁堂的資金周轉尤為有利。甚至在經濟困窘之際，幾次靠預領官銀轉危為安。同仁堂文獻及內廷檔案對此都有記載。如雍正年間曾奏請預領官銀四萬兩；乾隆年間曾奏請增添三分之一的藥價，而且每年預領官銀三千兩；1836年(道光十六年)又申請調劑藥價，預領官銀一千兩。同仁堂不僅能預領官銀，加速資金周轉，而且可以自行調價，在必要的時候提高藥價，以增加收入，彌補虧空。1837年(道光十七年)同仁堂得到道光帝恩準，供奉藥價按市價核算，這實際上比此前屢次獲得增調藥價更有實際意義。因為藥價整體而言隨時間推移必然上漲，而增調藥價往往滯后，按市價則保證了樂家同仁堂穩定的利潤。

1753年(乾隆十八年)樂家失火，燒得片瓦不存，逢此天災人禍，同仁堂負債累累，鋪務難支，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危機之時，同仁堂幸得乾隆“垂憐”，官府不僅將應償債資產、存貨送還樂家，還按日發給樂家生活費，彈壓私債。由于皇家需設藥房，便出示招商，由樂家世交張世基認股合資經營。此后同仁堂股份越來越多，在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的一張合股經營合同上，同仁堂的股東達21人，股銀43800兩。1831年(道光十一年)同仁堂又以價銀60000兩典給朱某。官府雖令招商接辦同仁堂，但規定樂家仍是鋪東，外人只可投資經營，店鋪最終所有權屬樂家，樂家享受二股分息，此后成為慣例，盡管同仁堂屢遭變故，但樂家始終是鋪東，這從根本上保證了同仁堂長期姓“樂”。

樂印川的管理中興

樂印川(1810一1880年)，名平泉，字清安，是樂梧岡第五代宗孫。

當樂印川接續祖業的時候，正是同仁堂步履維艱之際。從1753年招商承辦以來，同仁堂幾經變遷，幾度易人經營，唯有一條是不變的，那就是同仁堂這塊招牌始終姓樂。

乾隆年間同仁堂已交張姓承辦，道光年間又典給朱姓經營，這樣一來同仁堂的外股越來越多。1834年(道光十四年）朱姓經營不善，生意賠錢，逃往外鄉避債。雄心勃勃的樂印川，見時機已經成熟，便與朱姓之子和鋪內人約定，將鋪業收回。

但他收回同仁堂的鋪業以后并不自行經營，而是轉手典給慶姓滿人。1837年他又從慶姓手中收回，再次轉手租給慎有堂張姓及董啟泰二人經營，他自己卻開設了一個廣仁堂與同仁堂唱對臺戲。果然經營同仁堂的董啟泰在慎有堂店主張姓死后，感到獨力難支，又受到廣仁藥室的競爭壓力，經親友說合，就與樂印川訂約，將廣仁藥室關閉，全部倒結同仁堂，由樂印川主管經營。原來這是樂印川為恢復祖業、排擠外股所施用的一計。在道光十四年朱姓逃走后，他之所以不肯接手自行經營，是因為自知力量不夠。通過開設廣仁藥室，樂印川積累了相當資本，同時通過競爭，迫使董啟泰于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將同仁堂的經營權退還給樂家。

在同仁堂的歷史上，樂印川是一位中興人物。在他的經營之下，將外股全部收回，債務統統清償，營業也日見興旺，聲譽卓著。

同仁堂在樂印川全權經營管理之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可以概括為以下四條：

精心管理，排斥外姓。

樂印川在接過了經營權之后，立即制訂了一套“自東自掌”的管理制度。制度規定從秤藥到配方，都要親自監督；購買藥材也要親自經手；嫁到樂家的婦女都要參加包金裹藥的工作，并規定子孫不許經營他業，保證世代相傳，一心一意地經營國藥產銷，保持優勢地位。為了使東家及時了解市場動態，掌握企業產銷，協調供求，靈活決策，他們設有專門的“上會”制度，由樂家招集各生產部門和門市部的負責人開會，聽取匯報，當堂拍板，幾十年如一日，從未間斷。所以，每天上午七八點鐘，東家到店，門房一片“上會去了！”的吆喝之聲，成為同仁堂管理上的一個特色。

籌集資金，開辟貨源。

為了擴大營業額，需要大量資金，如果資金周轉不靈，就會影響企業的發展。樂印川深明此道，為了加快資金周轉，他一度兼理兩個錢鋪的掌柜。在同仁堂的文獻中，由樂印川具名的借據最多，但有借有還，筆筆都有著落，在當時資金調度方面很有信譽。

樂印川懂得干藥材這一行決不能等米下鍋，保證藥材的來源是關鍵。因此在開發藥源方面他也動了一番腦筋。當時北京有四大藥行，即天匯、天成、隆盛、匯豐。由于樂印川的精明能干，再加上同仁堂原有的信譽，四大藥行都樂于與之來往。他可以先用貨，后付款，幾千兩銀子的通融是常有的事情。除了這四大藥行外，河南杜盛興的麝香業對他的支持最大。這就保證了藥鋪有可靠的藥材來源。

擴大影響，廣結善緣。

同仁堂為了擴大影響還創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宣傳辦法。清朝慣例，北京城內每年要挖城溝一次，每次約需一月時間。他利用這一機會進行廣泛的宣傳活動，在四城門開溝的地方設立溝燈。每到夜晚，同仁堂的紅字大燈籠到處照耀，既便利了行人，也為同仁堂作了免費廣告。遇有朝廷會試的時候，他更是抓住機會，向全國各地來京應試的考生贈送藥品。所送不多，宣傳效果卻極佳。同仁堂的藥品也隨之名聞全國各地。同時他還做了不少慈善事業，如冬設粥廠、夏送暑藥、辦義學、施義財等。此外，他又在每年四月二十八日“藥王生日”，請名角唱戲，大宴賓客。這些手段使同仁堂的名字深入人心，提高了同仁堂的聲譽。

交結官府，穩固靠山。

樂印川知道樂家老鋪這塊牌子不倒的原因是因為有清政府的支持，為了與清政府進一步搞好關系，他花錢捐了官銜。1854年(咸豐四年)樂印川已是四品銜的官職。1878年(光緒四年)他又捐米86石4斗，銀票432兩，得到二品典封。雖然不是實職，但有了頂帶，也就更加聲勢煊赫，更有利于同仁堂的經營了。

樂印川讓瀕危的同仁堂起死回生，他經營同仁堂的思想、方式、手段貫穿于晚清數十年，其影響延續到民國，直至北京解放，成為中國藥業史上的一段佳話。

樂達仁的開放式管理

1880年（光緒六年）樂印川去世，其妻許葉芬主持家事鋪事達二十七年之久。她出身名門，但凡重要事項，事無巨細，她都要親自操持。如每日先生們(同仁堂高級職工的稱號)的三餐飯都要經她親自過目，每日先生們前來交賬，她必親自迎送。在她的主持下，同仁堂的事業得到了繼續鞏固和發展。特別是在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同仁堂雖受到了嚴重的干擾和破壞，但她帶領全家重新加以整頓，使同仁堂恢復了舊觀。

許氏重振同仁堂很有辦法，措施穩妥而果斷。在一系列措施中，許氏為同仁堂創立的低工資加售藥提成的工資制度，成為振興同仁堂，注入經營活力的創新之舉。因為當時中國的手工作坊和工廠的雇工一般是計工計件工資，而同仁堂采用的工資制度更能與市場接軌，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提升了同仁堂的經營效率。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許氏去世后，同仁堂進入四房共管時代，即由樂印川與許氏四個兒子（孟繁、仲繁、叔繁、季繁）所在分支共管。大事一起商量，鋪東由各房輪流擔當；每年從同仁堂柜上提出四萬兩銀子，平均分給四房，每房一萬兩，年終不再分紅。

四大房輪流共管的結果，一面是同仁堂老店的日益蕭條，一面是各家分號的紛然蜂起。樂氏家族的后代子孫們為了發展各自的事業，便在全國各大城市開設分號。為了保存同仁堂這塊獨一無二的老招牌，各房議定：開設分號時，不準用同仁堂的名義，但可以用樂家老鋪的招牌。據統計，后來由同仁堂滋生出來的樂家老鋪分號，在全國各地有三十四處之多。四大房開設分號也是一場市場爭奪戰。如四房的樂達仁在天津的沽衣街開設了達仁堂后，一房的樂佑申就在對面開設樂仁堂來抗爭；樂達仁在上海南京路開設了達仁堂后，一房樂篤周就在對面開設宏仁堂來抗爭。為了增加自己的銷售，各房陰招盡出，不僅將自家藥品拿到同仁堂店內寄售，還變著法兒拿細料庫的參茸、犀角、冰片給自己家的店鋪做藥。

四房之中管理最好，營業最為興旺的要數四房的達仁堂，分號共有十處之多。無論是大房的樂仁堂、二房的沛仁堂、三房的濟仁堂都無法與之相比。

達仁堂的創始人是樂達仁，為四房季繁之子。由于他曾留學英國，受到西方文化和經營思想的影響，又精明強干，在繼承祖輩一些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適當地吸取了西方企業的管理方法，因此他所管理的達仁堂在經營方式上遠比古老的同仁堂進步得多，與其他的四房相比，也明顯地占了上風。

樂達仁的經營思想與管理方法概括起來有如下幾方面：

重視質量，一切為顧客著想。為了保證藥品的質量，他突破了同仁堂原有的管理體制，在制藥廠中修建了新式倉庫及工人宿舍；在制藥方面大膽采用先進技術，用機器動力帶動石磨，這樣不僅增加藥品的產量也減輕了工人的勞動強度。為了提高藥品的效力，他還特意從南方聘來技藝高超的藥刀師對藥材做精細加工。為了方便顧客，在湯劑中所需要的藥引子及需要包裹煎熬的藥所用的紗布，都事先準備好，與湯劑一并出售。每付湯劑抓好后，又規定售貨員、檢查員蓋章的制度，以示慎重、負責。因此，達仁堂一直保持良好的店風，所經營的飲片湯劑，在華北堪稱第一。

培養人材，擴大影響。為了使企業興盛發達后繼有人，樂達仁在不斷擴大業務的同時還特別重視培養造就人才。當時他在天津設立總管理處時，創辦了一所新書學院和達仁女校。為了活躍職工生活他還組織了職工樂隊。無疑這些在培養人才和擴大影響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內聯外掛，擴大經營。雄心勃勃的樂達仁以天津為立足點，不斷向外延伸發展。除了在上海、長春、西安、長沙、福州、青島設立分號，還把觸角伸到了香港，其目的就是想以香港為跳板向南洋發展。這一計劃由于抗日戰爭的爆發而夭折。此外，德國著名的拜耳藥廠也曾慕名來商談合作事宜，只因名稱和廠址問題發生意見分歧而作罷。這說明樂達仁的經營思想是相當開放的，表現了一個民族資本家的實力與氣魂。

1931年，四房樂達義出面確立共管新制度，取消寄售制度，由四房各出一人，所有銀錢賬目出入都要蓋四個圖章，這就保證了各房難以自作主張做出兩套、三套賬。在樂達義的主政下，四大房內斗漸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伴隨北京市面蕭條，同仁堂業務逐漸萎縮，但在中藥行業中仍然首屈一指。1937年日寇入侵，北京淪陷。敵偽大肆掠奪，同仁堂的業務處于艱難維持狀態。抗日戰爭勝利后，在國民黨統治下，通貨膨脹日益加劇，同仁堂針對當時的困難處境，采取“囤積不倒把，借債不存錢”的應變措施，營業收入的現款，除用于日常開支外，盡量用于購買藥材與貴重細料；所存藥材除供給配制丸散膏丹及門市部零售外，無論藥材的市價如何暴漲，絕不出售；并向銀行貸款購貨，以避免虛盈實虧，這樣就保住了資金。此外，在無貨可進時，就購置黃金，以避免貨幣貶值的損失。但當時政局不穩，藥鋪發展處處受到限制。特別是收回法幣發行金元券時，不準私人持有金銀外幣，強制兌換為金元券，由此同仁堂在經濟上遭受重大損失，形成了外強中干的局面。

同仁堂從1669年創辦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已有近3個世紀的歷史。在這期間，同仁堂經歷了時代的更替和家族內部的各種變故，歷盡艱辛。最終不僅將同仁堂的品牌保存了下來，還保存下來了大量獨有的中成藥產品配方，最好地傳承了中藥文化。對今天的企業來說，同仁堂的歷史能帶來的啟示或許是：成就百年企業，須堅守千年不移的正確理念；傳承百年企業，須花費十年以上的時間在實際業務中錘煉有德有才的接班人；在任何時候，官商和壟斷都不是成功的保證，真正的法寶是企業的聲譽和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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